董子琪编辑
黄月1幸福的好日子应当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吗？在好日子之上还有一种良好生活吗？良好生活的标准又是什么？哲学家陈嘉映的《走出唯一真理观》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近年来的对谈、采访和讲演，书中反复触及的核心问题就是良好生活与好日子的区别以及对话的重要性。结合此前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一书，我们得以了解他所说的“良好生活”究竟包括哪些要素，以及为什么对话对于良好生活而言至关重要。陈嘉映，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年以《论名称》获得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哲学系博士，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简明语言哲学》《价值的理由》等。“幸福”距离“良好生活”有多远？陈嘉映认为良好生活并不是完全的世俗意义上的好日子，比如挣钱养家、送孩子出国留学这些本身并不能构成良好生活，良好生活有德性与灵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良好生活与“幸福”生活也是不同的，因为“幸福”是以一个人安享的状态而不是他的作为来决定的，更多地与天真、善良相关，而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和有所作为相关。正因如此，“幸福”是属于老年和童年的，而祝福一位正值壮年的人“幸福”则显得奇怪。“成年人身上，夺目的总是品性与识度，”陈嘉映写道，“少年还未形成稳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经沉潜，我们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图，于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问题。”他所说的“有所作为”不仅包括建功立业，也包括德修有进，但都与流行的成功学无关。陈嘉映写道，今日所谓的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而如今，世俗意义上的“好日子压倒一切”似乎成为了所有人的目标。他认为这与平民化的生活理念成为基本理念有关——现代社会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平民化——“纪念碑”消失了。“以前它（纪念碑）是人间最大的事，法老一辈子就是建金字塔……那个时候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往上看的，下面的都不重要，生生死死，你爱了死了，没人在意这些……我们好像不再通过纪念碑的方式来感受一个人的成就了。”在古代thefew处于中心，而今themany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