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中都会有作者的身影，有的藏得深一点，有的比较露骨。刀郎《罗刹海市》被指内涵了那谁那谁，这种简单粗暴的八卦式解读当然有问题。但要说一点都没影射，我也不信，因为那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今天请出一个最有名的人——鲁迅，来谈谈这件事。
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纪念碑意义的经典杰作，里面阿Q、假洋鬼子形象家喻户晓，赵老太爷则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赵家”的起源。这部小说年12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编辑是孙伏园。
孙伏园回忆，小说发表后，编辑部收到很多投诉，有人明确说，小说中的阿Q讽刺的就是自己，要求撤稿道歉。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之，跟一篇小说没完没了，结果必定是自讨没趣。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类人，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在阿Q身上，这类人活灵活现地现身了。有人在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对号入座，是因为写得太像了，画出了沉默国民的灵魂，说明这部小说非常成功。
虽然鲁迅没有针对哪个具体的人，其实他也“针对”了。小说家要塑造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绝不可能凭空来，必定来自于作者的生活经验。在构思人物形象时，在张三身上取一段，在李四身上取一段，合成一个新的人，而张三李四多半是作者熟悉和半熟悉的人。阿Q身上可能有闰土的影子，有鲁迅东京同学的影子，有教育部同事的影子，有鲁迅故家势利眼亲戚的影子……张三非说是在讽刺他，那是他自己的事。
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月薪大洋。但是鲁迅在厦大任教经历并不愉快，居住环境不好，学校经常欠薪，特别是因人事安排问题与顾颉刚交恶，鲁迅在厦大只待了四个月就离职了。
鲁迅把这段不愉快经历写进小说里。《故事新编》收录了8篇具有奇幻色彩的历史小说，《理水》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面对洪水滔天，大禹亲力治水，三过家门不入，而一群昏庸的学者却在文化山上高谈阔论。顾颉刚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疑古派，他认为中国上古史都是编造的，“禹”大约是蜥蜴之类的动物。鲁迅小说里闪回出现的“禹是一条虫”，就是影射这件事。文化山领班学者“鸟头先生”名字也是繁体字“顾”转化来的，鸟头先生说话断断续续，顾颉刚有点口吃……这就不只是影射，差不多是直指了。
《故事新编》里还有一篇小说《奔月》。后羿是射箭高手，山上的野鸡都被他抓光了，妻子嫦娥忍受不了天天吃乌鸦炸酱面，偷吃了道士给的丹药，飞到月亮上去。《奔月》里有个反派人物叫逢蒙，是后羿的徒弟，恩将仇报放冷箭暗算老师。逢蒙现实中对应人物叫高长虹，曾受过鲁迅的资助，后来写文章攻击鲁迅。鲁迅在给妻子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指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鲁迅这篇小说是双重内涵，内涵了许广平，也内涵了高长虹，在鲁迅看来，这不算什么事，只是“开了一些小玩笑”，高长虹写文章骂鲁迅“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鲁迅当然可以写小说回敬。
鲁迅杂文里“内涵”他人的例子就更多了。著名的《拿来主义》，他这样写：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这里的“女婿”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他娶了富家女，曾写文章嘲讽鲁迅。从句意看，“女婿”完全可以不出现，鲁迅写出来，是顺手讽刺一下，除了存心猎奇的人，谁都不会拿这个当话题，拿来主义显然比私人恩怨更有意义。
作者在写作中代入个人经历或影射一些人和事，是文艺创作常见的现象。刀郎新歌母题《罗刹海市》的原作者蒲松龄何尝不是借小说“内涵”？蒲松龄19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中秀才，此后乡试屡考屡不中，72岁才补了个贡生，他把科举挫折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写进小说里，那个美风姿少倜傥的马骥，大概指的就是他自己；罗刹国美丑颠倒，耳朵背生三孔鼻的宰相，没准就是骂有眼无珠的考官。蒲松龄在写作中寄托了个人感悟，但是他的遭遇是在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他的小说就具有了超出个人境遇的社会意义。这时再说蒲松龄和刀郎是写他自己，针对某个具体的人，那就把作品和作者都看小了。
对于受众来说，理解作品中的现实批判意义就好，而不必索隐作者究竟夹带了多少私货，到底内涵了谁。
这才是刀郎《罗刹海市》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