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周总理的书法，以温文尔雅的格调被人们所熟知，精准地诠释了“书如其人”的定律。他于年9月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年11月给“鲁迅纪念馆”题写的馆名，都是“温润典雅型”书法的代表。
这两幅题字的每个字都透露出浓郁的书卷气，用笔沉着稳健、娴熟自然，又不失灵动洒脱，结字美观大方，章法严谨而大气，把“秀美”书法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整体观之，让人赏心悦目。
周总理的书法之所以能体现出大家气象，源于三个因素。
一是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饱读诗书，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厚，他接触书法的时间很早，最初从魏碑和二王入手，之后临摹了历朝历代的许多名帖，书法基本功很扎实。
二是周总理对书法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一个人的精气神是什么样子他的书法也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书如其人”，在书法创作上，周总理用一生在实践自己的理解。
三是周总理青年时期曾在欧洲留学四年，眼界开阔，思想新潮，在学习书法时，他善于推陈出新，能做到师古而不泥古。
正是这三个原因，让周总理在不同时期，都能探索出不同的书法面貌，他青年时期、中年时期、晚年时期的书法风格截然不同。
整体来说，周总理青年时期的书法锋芒毕露，字体雄强刚健，金石味十足，“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几个字是他此时期的书法代表作。
中年时期，周总理的书法从“刚”走向了“柔”，常常把自己的真性情融入到书法线条里。
晚年时期，周总理的直接直接突破了“技法”的束缚，进入了“道”之境，书风真正达到了刚柔并济，人书合一。
周总理一生的大多数题字，都是按照刚——柔——刚柔并济的规律出现在世人眼前，不过，也有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周总理在“皖南事变”之后的两次题字，风格跟他大部分题字截然不同。一幅内容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另一幅是“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悼”。
从这两幅题字里，我们能看到周总理的字迹凝重苍劲，线条敦厚滞涩，甚至略带一些夸张和变形，给人力透纸背、壮怀激烈的感受。很显然，这是用很迅疾却又很重的笔法写就的，悲愤之情在线条里一览无余。
这两幅字之所以流露出这样的格调，跟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周总理用“情”写字，把真情实感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书法线条里。
年1月中旬，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领多人，在皖南地区向北转移，遭到敌人的伏击，只有余人突围，其余全部牺牲或者被俘。军长叶挺跟敌人交涉时被扣押，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让我军损失惨重，周总理在1月17日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当天晚上，他以愤慨、悲痛的心情，提笔写下了这两幅字。前16个字写给叶挺，后10个字写给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战士。
1月18日，这两幅题字的手稿，以及叶挺在被扣押期间写下的《囚歌》的手稿，被编排在一个版面，发表在了《新华日报》上。
可以看出，周总理在写这两幅字时，情绪慷慨激烈、义愤填庸，所以，他用笔很快，笔法和墨法都很凝重，线条给人铜筋铁骨的感受，流露出一种静穆之美和苍劲之美。把对敌人的憎恨，对战友的关爱，不动声色地融入其中。
写这两幅字时，周总理并没有过多地安排章法，用情感和心性支配着毛笔一蹴而就，反倒成就了书法经典。从这两幅字表现出来的情感、气势和意蕴来看，周总理写字时的状态跟颜真卿当年写《祭侄文稿》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用情写字的典范。
二是字体的体势倾斜，大小不拘一格，线条延绵起伏，进一步渲染了情绪。
周总理写这两幅字时，完全把书法当作抒情的工具，字体在倾斜度上的变化很明显，有的字向右倾斜，有的向左倾斜，有的线条宽博凝重，有的纤细富于动感。有些线条还出现了飞白现象，这分明是毛笔上的墨快用完了没有来得及蘸墨，在延绵不绝的情绪的驱动下，驾驭无墨的毛笔写下的。无形之中强化了整体的气韵和节奏，让愤怒之情更加鲜明地跃然纸上。
从这两幅字里，也能看出周总理是一位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总是能做到用书法来表现自己的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