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年6月9日，毛泽东主席为纪念碑正面的整块花岗岩碑心（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60.23吨）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名。
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由毛主席起草、周恩来总理书写的。全文共字，虽然简短，却高度地概括了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历程，倾注了对人民英雄光辉业绩的深切缅怀。为了写好碑文，周总理先是练好每一个单字，然后再一遍遍地书写全文，直到书写41遍，才从中选出最满意的一幅。
周总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手迹周总理书写的碑文，点画活泼、下笔含蓄，逆锋不外露，多中锋入纸，或轻提出锋，用顿即收，横画长短变化明显，有的短画如点，竖画及撇、捺藏锋收笔，线条饱满敦实，墨浓势俊，貌丰骨劲，全篇给人以正肃、壮伟、古雅之感，让我们仿佛看到先烈们如苍松挺立、山岳嵯峨的形象。
这座由毛主席撰文、周总理书写的碑文，峻伟浑穆，气贯长虹，豪纵悲壮，沉郁顿挫，独具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两位伟人的文章、书法同镌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堪称中国书法史上之“双绝碑”。
周总理书迹周总理虽然在幼小的时候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对于书法也有很深入的学习，但是随后的革命生涯以及为国操劳，让他无暇也无心在书法上有更多追求。纵是如此，他还是因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化修养，在书法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面目与丰富的内涵。
从书法本质上来看，周总理的书法一笔一画得起行转收、运笔形态以及轻重缓疾、藏露提按等用笔之法毕呈腕底，体现清雄俊迈之美感特征。
周总理书迹周恩来喜用浓墨重笔，这是其个性语言的重要标志。包世臣在《艺舟双楫·述书下》中说：“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之大关键已。”沈宗骞说：“笔者墨之帅也，墨者笔之充也，且笔非墨无以和，墨非笔无以附。”
用墨难于用笔。古人用墨多有“瘦硬通神”之说，而使用重笔浓墨恰到好处尤难，这是功力与修养的综合表达，非有精湛的功力、至高的法眼、渊博的学识不可及也。刘墉喜用浓墨，腴而得趣，笔势雄浑，空间分割对比强烈，强化抒情效果。
周总理书迹周恩来的用墨很可能受刘墉的影响，润如春雨，浓而不滞，肥而不腻，厚中见秀，实中见空，浑厚古拙，绵里藏针，重轻相间，相映生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等墨迹，笔力内敛，气象浑穆，情感沉郁，一寄于书，读来给人以淋漓顿挫、苍郁浑穆之感。
周总理书迹周恩来晚年的题词朗现浑穆苍秀之特征，特见精气神采。“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书于年，多用中锋圆笔，似不见侧锋方笔，时见垂露，主笔圆浑，似古木森森，给人以浑穆厚重之感，从内心深处表达了对雷锋这一时代英雄的钦敬之意。
手札是书法家最见性灵的表达方式，是艺术家抒情的心电图。周恩来的手札多至神品之妙，如其致宋庆龄的手札，真淳清穆，古雅清逸，表达了对宋庆龄先生的景仰之情。
周总理致宋庆龄札而致邓颖超的手札，铅华落尽，赤诚倾吐，跳脱的线条，灵和的意象，清朗的墨色，飞动的体势，将创作主体深挚之情抒发殆尽，透过物化形式，仿佛看到一对深情的爱侣在春山之上、朗月之下喁喁私语的情景，真纯的情愫如一泓碧波在汩汩流淌，至深至清，至真至美，无疑是艺术的神品。
周总理致邓颖超札周恩来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是继承前人艺术成果而抒写性灵、逐成个性的典范。抒情切入呈现多向性之美感特征，因载体不同而风格各异。
无论风格怎样变化，皆体现出古雅清奇之美，为创作主体人格风范之艺术表达，正如朱长文在《续书断》评颜真卿时所说：“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周总理书迹文章来自刊载于《书法报·书画天地》的《周恩来书风略评》
作者：萧锡强(湘潭市书协副主席、湘潭市美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