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通高37.94米、占地面积约平方米的传奇建筑，它就是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英烈而修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整个纪念碑由多块汉白玉和花岗岩砌成，是我国纪念性建筑与雕塑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至今不曾被超越。
为了建造纪念碑，中央汇集了一大批全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美术家、雕刻家、历史学家及优秀的能工巧匠，刚完成国徽设计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投身其中。
纪念碑建造共历时9年，选址、选材、建筑构造、浮雕主题、碑文等每个环节都经过了大量的讨论才确定。
碑文作为纪念碑的核心和灵魂，围绕它进行的讨论尤其重要。当年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询问碑文由谁书写的时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说，周总理字不赖，他的颜体写得很好，应当由周总理来写，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像这样围绕纪念碑展开的故事还有很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一、奠基选址
最早提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人叫滑田友。
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在北平国立艺专教学的滑田友因为关心时事，便积极为北平建设建言献策。滑田友从小学习美术，对雕刻艺术也很了解。
他深知现在的和平环境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于是想到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应该有一个纪念先辈的标志性建筑。于是他走遍了北平，最终以自己独到的艺术眼光，判断这一革命建筑物可以建在昔日的皇城楼前。
他立马着笔给北平建设局的领导写信，提出了最早在天安门广场建革命标志性建筑物的想法和规划。
年9月30日，就在即将举行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在北京建造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会议上还通过了毛主席为纪念碑写的碑文。
当天傍晚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政协代表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央，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庄严隆重的奠基典礼。下午6时，奠基仪式开始，周总理主持宣布了建造纪念碑的决定。
在所有出席仪式代表的见证下，毛主席铲了第一锹土铺垫在碑基之上。随即，代表依次执锹铲土，为这座即将兴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在纪念碑项目准备过程中，首先面临的就是选址问题。有人说东单广场适合落建筑，也有人说在西郊八宝山建造更合适。
但大多数人主张建在天安门广场，这里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地，也是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地方，同时这里还保存着瑰丽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产。
但对纪念碑具体建在天安门广场什么位置，还是有多种不同的声音。有人主张建在前门城楼上，有人主张建在中华门以南，相当于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还有人主张干脆拆了端门的城楼，将纪念碑建在端门的台基上。
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对广场进行全面规划，但毛泽东、周恩来对纪念碑的位置选择极为重视。
因为要在举行开国大典前为纪念碑奠基，所以直到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闭幕前，纪念碑的位置才最终确定下来。
会议决定将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北半部、五星红旗旗杆之南。但到了深化设计时，人们还是发现这一选址存在问题：奠基的位置距离天安门和国旗旗杆的位置太近了，当时还考虑进一步增加纪念碑的高度，以营造出更加高耸挺拔的建筑效果。如此一来，就会让人感到广场空间局促狭窄，从而影响广场的整体效果和容积。
为此，周恩来仔细推敲纪念碑的位置，反复与专家商讨，并登上天安门城楼，环顾广场四周，研究纪念碑与天安门之间的距离、比例关系，最后确定建在天安门与原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与天安门和正阳门的距离大体相同，比原来奠基的位置稍向南移。
随后，这一变更又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反复商讨，最终决定纪念碑建在天安门以南约米、正阳门以北约米的位置，正好处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之上。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选择这个位置都十分正确，它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选址留下了空间，使得这3座建筑物与天安门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从不同的位置上看都有非常好的景观效果。
二、林徽因梁思成“舌战群儒”
位置确定后，中央向全国人民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人民群众参与热情极高，不久后就收到了来自中国各地的份方案。
这些方案的共同争议问题大概有以下几种：
关于纪念碑是否采用平铺地面的形式；
是否要以巨型雕像来展现人民英雄高大的形象；
国外这种纪念性的雕塑非常之多，是否要借鉴西方艺术形式。
经过建筑师、艺术家的评选和讨论，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被否定了，采用雕像形式还是碑的形式成为争论的中心问题。
收到的稿件中有很多人建议，纪念碑设计要按照西方巨型人物雕像来，这遭到了参加评议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致反对。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和谐会被从苏联等地抄来的骑士雕像破坏掉。
中国的情况与国外完全不一样，国外的纪念雕塑通常为纪念某个人或某个历史事件，我们的英雄纪念碑却是为了纪念自近代以来无数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这些革命者的精神根本无法用某个具体的人物雕塑展现出来。
为了坚持民族形式，梁思成二人竭力主张以中国传统碑的造型为设计的主导思想，即应以碑的形式为主，把群像做成浮雕围绕碑座。林徽因直率地指出，任何雕像或群雕都不可能与领导人亲题的碑名和碑文相比。
然而，这样的坚持却让他们陷入重围，被嘲讽、否定，成为孤掌难鸣的少数派。应梁思成邀请参加纪念碑设计工作的陈占祥，晚年在其回忆录里说：
中国人对碑是非常熟悉的，当然要有一块碑，把碑文铭刻于上。可是这一最简便明了的设想，却被绝大多数设计人员嗤之以鼻并讥讽地“建议”，此碑下应有“王八”驮着......
在大家的反对下，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黄世华同志自告奋勇，当场画了一幅简易版的纪念碑图。这个极其简单的构图，最后被周总理圈定为备用方案。
设想图并非最终设计，对此需要精湛加工。这个工作最后由梁思成教授和林徽因教授主持完成。
三、碑名碑文由伟人撰写
在梁思成、陈占祥、林徽因等人一再努力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采用碑型的方案终于得以通过。考虑到“碑文”只刻在碑的一面，所以另一面他们计划请毛主席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关于碑文的书写，最终则是听取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建议，请擅长颜体（颜真卿体）的周总理完成。
直到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周总理擅长书法，其实这是他从小就在练习的一门功课。
据《周氏家训》上记载，周家男童“五岁入家塾，习颜体”。意思就是说他们周家的男孩长到五岁时就要送到家塾馆读书，并学写传统的颜体毛笔字。
因此，还在周家塾馆时，周恩来已练成一手端正的颜体字。
6岁时，周恩来随母亲来到外婆家生活。
周恩来的外公万青选是曾出现在《中国书法家名人词典》的名家，在篆书和行书上都颇有造诣，并且从小饱读诗书，为官半生。
因此，他的书房藏书丰富且收藏字帖众多，其中还有万青选自己的书法作品，这些书籍字帖在他去世后被妻子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周总理因得外婆偏爱，少时便被允许出入万青选书房，在外公书房里，他除了饱读诗书外，也利用书房的文房四宝练字，他临过碑帖，也仿外公的书法作品，这使他的书法功底又多了一份厚重。
据周恩来的舅表妹妹、当年的同学万怀芝晚年回忆，那时她还在描红、写仿影时，表哥周恩来就已能悬肘写毛笔字了。
后来，周恩来生母、嗣母先后去世，周恩来被介绍到老家附近的龚家塾馆寄读。
塾馆的先生没有因为周恩来的书法已经有了一定功底而疏于指导，反而严格要求，尤其是要求周恩来在颜体的基础上再加练魏碑，以增加他笔锋上的刚阳之气，最终使周恩来练就了他那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
撰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任务给到周总理后，很多人都产生了一个相同的疑虑：
周总理那么忙，他怎么写呢？
年春，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度劳累，最后病倒了。开始是感冒发烧，后来又低烧迟迟不退，一下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中央保健委员会给中央的建议，毛主席批准他离职休养三个月，政务院总理一职由董必武同志代理。
周恩来选择的休养地是旅大市（今大连市），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和卫士乔金旺陪侍他去大连，住在大连一幢有二层楼的小院内。
开始，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医生建议周恩来每天只在院内散散步，以缓解和放松他体力和精力的过度消耗。
可是，周恩来是个闲不惯的人，因为他想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还没写，于是，他让乔金旺去买来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还特意嘱咐乔金旺至少要买五十张宣纸。
就这样，每天早上周恩来在院内散步毕，就让乔金旺帮他研墨，再和成元功一起帮他展纸，让周恩来练习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每天他只写一份。短短一百五十个字的碑文，他整整重复写了四十一遍，才挑出一张比较满意的，也就是现在人们见到的、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全部碑文。
四、雕刻工人要先参加考试
在今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10面巨型的汉白玉浮雕了。这些浮雕高2米、宽2～6.4米，共刻画了多个人物形象，描绘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一幕幕壮怀激烈的革命斗争场景。
当年，兴建委员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决定在纪念碑底部的须弥座上设计一组浮雕，以直观的画面把中国多年以来革命斗争的历史表现出来。
怎么表现好毛主席题的碑文的主题成了最大的难题。
为了让艺术家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美术组专门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为大家做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浮雕题材的选用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熟知的人民英雄事迹为主，采用叙述性的表现手法。
经过与中央反复沟通，最终确定10面浮雕的内容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什么最后浮雕上有多个人物？这也是经过一个思考和推敲的过程。
在最初设计的画稿上，曾出现一些以著名历史人物为主的现象，例如“虎门销烟”的初稿上，一度将林则徐放在显要地位，依此类推，是否每一面浮雕上都要以典型人物为主？
最后，大家决定采用“人民主体”的原则，以群体性的英雄形象为主导来表现人民战争的伟大功绩。
例如，“南昌起义”用一个连队去表现当时的情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感人的画面：党代表振臂一呼冲锋在前，战士蜂拥而上，奋勇向前，不畏牺牲，高举起义的红色信号灯。
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思想体现在了浮雕的创作里。
画稿定稿后就要开始选拔参与雕刻的石工了。在这道工序上，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了。
当时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担心国内没有雕刻人才，提出要到苏联等国家聘请雕刻专家来中国。江丰、王朝闻等艺术家也到苏联考察过。
但是由于共和国成立初期资金、接待等方面问题较多，再加上中国建筑的传统性、民族性外国人未必能驾驭，所以委员会最终还是决定找国内的工人。
首先要有单位推荐，推荐上来的都是经验丰富的雕刻好手。然后这些人还要参加选拔考试，要按要求先做一块样品，两个星期后，如果完成的作品合格，这才能被留下来。
那么考试后留下来多少人呢？
经过选拔后淘汰了将近1/3，只留下了一百多人。即便就是这经过层层选拔的一百多人，还是不能马上开始工作，还要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培训。
在美工组负责人刘开渠的领导下，美工组对石工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培训。直到年后，训练得差不多了，雕刻组的成员这才开始正式工作。
参加纪念碑工程的工人回忆道：他们要求工人对待工作必须一丝不苟，有一点问题都会被开除。周总理到现场视察工作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们：
“英雄创造历史，雕塑家创造英雄，你们的双手正在雕刻历史，一定要认真负责。”
就在施工已经进行一半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设计图要大改，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朝向按原设计方向旋转度。
设计图都定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现在突然说要转向呢？
原来是为了纪念碑的朝向问题。
最初设计根据中国传统建筑布局，坐北朝南，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名是朝南的。
在建造过程中，周总理考虑一旦广场扩建后，会有大量的人群从长安街的不同方向进入广场，并集中在广场北部举行重大庆典活动。
为了能从北面看到毛泽东的题字，他们决定一反传统建筑格局，以朝北的一面作为主要立面，也就是确定了纪念碑的正面，这对广场后来的扩建，特别是对毛主席纪念堂的朝向选择具有启发意义。
如此，便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奠基的建筑，在纪念碑设计建造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人民为先，突出纪念碑的“人民性”。
这也告诉当代的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忘来路。那些为国家牺牲、为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