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文字记录

内容自《古代世界史》，[美]苏珊?鲍尔著，李盼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

公元前—公元前年间，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开始使用封印和符号文字历史始于公元前年左右。在那个千年开始之际，值得记录下来并穿越时空传给后人的只有两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伟人的丰功伟绩，以及牛羊和粮食的所有权。在苏美尔城邦中，一个伟大的史诗文学开始形成，一个由各部门组成的统治机构负责清点粮食。

由于人类天性使然，官僚统治最先出现。人们之所以使用文字记录，并不是为了讴歌人性美好，而是为了言之确凿：“这是我的，不是你的。”但是随着他们记录所有权的风格日趋成熟，这些会计师也给了讲故事者一个礼物：一种可以使他们的英雄永垂不朽的方式。文学从一开始就与商业联系在一起。

自有洞穴壁画那天起，人们就已开始用一些标记来表明物资的数量。可以说这些标记就是文字的种子，因为标记的本意并非“这是一个标记”，而是代表其他含义。标记无法跨越时空。除非绘制标记的人站在那里解释说“这代表一头牛；这是一只羚羊；这些代表我的孩子们”，否则标记本身是无法实现自我表达的。在苏美尔，标记的使用有了进一步发展。最开始，一个苏美尔人若是拥有一些值钱的东西，像粮食、牛奶或油，他就会扎紧他的粮袋，拿一个黏土章在打结的地方盖一个封印。这个印章可能是方形的，也可能是圆柱形的，上面刻着一个特殊图形。等到黏土逐渐干燥下来，这个代表所有人权力（“这是我的！”）的标记也就刻在了这块黏土上。这个标记代表物品所有人的存在。如果他有事外出，这个标记就会代他看管他的粮食。

与洞穴画师所做的标记一样，这些封印也倚赖于共有知识。在封印说“这是伊叔（Ilshu）的东西”之前，每个看到封印的人都必须知道这个标记代表的是谁。但与洞穴画师的标记不同的是，封印独一无二。一个标记可以代表女人或羊，男人或牛。但是一枚封印，一旦你知道它的含义，它就只代表一个苏美尔人：伊叔。自此以后，伊叔也就无需再去解释封印的含义。

人类在实现空间跨越上又前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开始使用起另一种符号。与洞穴画师一样，苏美尔人也用标记和账本来记录他们所有的牛群数量（或粮袋数量）。这些记录着他们物品的账本一般会存在一些小的黏土圈里（“筹码”）。只要农民一直拥有牛群，这些筹码就会一直使用下去，甚至可以长达几个世纪。但在公元前年左右，那些最富有的苏美尔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筹码用来记账）把他们所有的筹码都放在一片薄薄的黏土板上，然后将这片板子对折起来在接口处盖上一枚封印。等到黏土干燥下来，它就成为一个类似信封的东西。

遗憾的是，打开这个信封的唯一办法就是打破黏土，如果黏土被打破，它也就不能再用了。要想知道信封里有多少筹码，更经济的办法就是在信封外再记上一回账，写着里面有多少筹码。这样一来，“信封”外的标记说明的是里面的筹码数量，里面的筹码上则标记着牛群的数量。换句话说，信封外的标记与实际记录的物品中间已经隔了两层。东西和标记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更为抽象。

下一步就是要超越这些简单标记。随着苏美尔城邦不断发展，所有权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拥有或可以进行交易的东西种类也越来越多。这时会计需要的就不再仅仅是标记。他们需要象形符号（可以说明被记录的物品是什么）和账本。人们使用的象形符号线条非常简练。这些象形符号通常都是画在黏土上，没法画得非常精细。每次需要画牛时都画一头形象逼真的牛很费时间，相反，每个看到石碑的人都明白，一个方框加一个简单的头再加一个尾巴就代表牛；这就好比小孩子的简笔画，虽然很难看懂（也不成人形），我们还是知道他/她想画的那个人就是妈妈，因为妈妈就站在他/她面前。尽管这仍只是一个标记系统，还不能称为文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标记系统已经变得愈发复杂起来。

封印再次被起用，这次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含义。过去伊叔仅用他的封印来标记他的粮食和油，现在他则可以把它印在石碑的底部，石碑上用象形符号标明住在他左边的邻居卖了多少头牛给住在他右边的邻居。由于双方彼此并不是很信任，于是他们叫上伊叔来见证这笔交易；他在石碑上盖上他的封印，表明他确实见证了这笔交易。石碑底部伊叔的章不再表明“伊叔曾在此”或“这是伊叔的物品”。现在它的含义变为“伊叔曾在此见证交易，如有任何问题愿做解答”。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标记。对读者而言，它是一段话。

截至这时，苏美尔人的“文字”都倚赖于大家的记忆；这更像是一团绕在指头上的线，而不是一个发达的符号系统。但是随着城邦间贸易往来不断增多和经济不断发展，这些黏土板不仅要能载明贸易物品的数量和种类，还需承载更多的信息。农民和商人需要记录土地是何时种植的、种了什么庄稼；仆人被派去做了什么差事；有多少头牛敬献给了恩利尔庙，必须将具体数目记录下来免得僧人数错了；献给国王的贡品有多少，免得国王少数了再要一次。由于要表达的信息都是这一类，苏美尔人需要一些能够代表单词，而不再仅是东西的象形符号。他们不仅需要一个意为牛的象形符号，还需要一个意为送去或购买的象形符号；不仅要有意为小麦的象形符号，还要有种植或销毁的象形符号。

对符号的需求越来越多，文字编码开始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符号不断增多，每个符号都代表一个单词。另一个方向则是，象形符号发展成一个语音系统，这样符号就可表示声音，声音仅是单词的一部分而不是单词本身。毕竟，苏美尔人看到牛的象形符号时，他的嘴唇会发出苏美尔单词中牛的发音，由此声音也就自然而然地参与其中。声音并不是从牛的象形符号中引申出来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牛这个单词发音的符号。在一系列都含有牛的发音的单词中，这个符号可以是一个起初始作用的符号。

又过了至少六百年，苏美尔人的象形符号选择了第二条发展道路并逐渐演化为语音符号。这些符号是在湿黏土上用一根有着楔形边缘的小棍写成的，这个小棍的顶端形状比较特殊，它的顶端要比切口的末端宽上很多。苏美尔人管自己的文字叫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文字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它的初期形态很难辨认，而且苏美尔人也从未评价过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但在年，一位研究古波斯文的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Hyde）将他们的文字命名为楔形文字，然后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名字取自拉丁文中的“楔形”，不过海德取名时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手迹的重要性，当时他以为这些黏土上的漂亮符号不过是某种装饰线。

楔形文字

埃及使用象形符号的时间稍稍晚于苏美尔。当埃及成为一个帝国时，人们已在普遍使用象形符号。那尔迈调色板上国王头像的右侧就是鲶鱼的象形符号，就写在他的画像旁边。

我们现在管埃及人的象形符号叫象形文字，但它好像并不是从算账系统演化过来的。埃及人很可能是从他们东北方的邻居那里学到书写象形符号的技巧。只不过苏美尔人的楔形符号与最原始的象形符号早已相去甚远，而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辨出其本形。即使在象形文字发展成为只代表读音而不代表任何具体事物的语音符号后，还是可以看出这些象形文字本身代表的事物：一个举着手的男人，一个牧羊人的手杖，一顶王冠，一只隼。象形文字的手迹包含很多东西。有些符号仍是象形符号，有些则是语音符号；一个鹰隼的符号有时代表一个发音，有时则代表一只鹰隼。埃及人逐渐演化出一种叫做决定符的东西，把决定符放在象形文字一旁，人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语音符号还是一个象形符号。不过，象形文字手迹和楔形文字都没能完全演化成语音符号，即字母。

苏美尔人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完成这一演化，因为早在语言演化过程完成前，他们自己的语言就被入侵者阿卡德人的语言给取代了。象形文字则存在了数千年，并完好地保持了它们的图解功能。这可能要归因于埃及人对待文字的态度。对于埃及人来说，文字书写可以带来永生，神奇的线条本身就带有生命和力量。有些象形文字包含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它们不能被写在那些神奇的地方，而只能写在那些不那么神奇的地方，否则这些文字就会把一些负力量带入人间。将国王名字用象形文字的形式刻在纪念碑或雕像上，他就会得到永生。把刻上去的国王名字涂掉，则相当于将他永远地杀死了。

苏美尔人要更为务实，他们写字时没有这么多顾虑。与埃及人一样，苏美尔人也有一个守卫文字的女神尼沙巴，她还是粮食女神。埃及人则相信文字是由一个名叫透特的神创造的，他给予他所创造的文字以力量。透特是文字之神，同时也是智慧与魔力之神。他可以测量土地面积，盘点星星数量，记录每个人的言行以便在其死后进行审判。他没有掺和数粮袋之类的事情。

人们相信图片本身含有力量，正是这种对待文字的态度，使得象形文字的图像形态得以留存下来。实际上，象形文字不含有语音，在设计象形文字之初人们就认为，除非你明了它们的含义，否则很难看懂。埃及祭司就是掌握它们含义的守护人，他们要保证破解含义的钥匙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后来书写和阅读的本领就成为一种展示权力的行为。

象形文字非常难认，虽然埃及一直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但是能够阅读这些象形文字的能力却逐渐失传了。直到公元年，那时埃及人说希腊语，他们在解释符号和语意时往往要写上一大篇；在《象形文字集》一书中，贺拉波洛（Horapollo）竭力通过理清（其实并不正确）象形文字“秃鹫”的符号与语意间的关系，来解释这个象形文字本身包含的不同含义。他写道：当他们想要表示母亲、景色、界限或先知时，他们就会画一只秃鹫。因为没有雄性秃鹫，所以它可以表示母亲……

因为在所有动物中，秃鹫的视觉最发达，所以它可以表示景色……它还可以表示界限，因为战争即将爆发时，秃鹫会在战争将要发生的地方上空盘旋七天。它还可以表示先知，因为……屠杀者会把成群的尸体敬献给它当食品，它知道哪里有这些食品。

解读象形文字的能力失传后，埃及人的文字就一直是个谜。直到有一天，拿破仑想在尼罗河三角洲附近建一座城堡，他的一队士兵在挖掘城堡地基时发现了一块重达六百三十斤的玄武岩石板，这块石板上的碑文是象形文字，同样的碑文内容后来又出现了埃及文和希腊文版本；于是这块石头，罗塞塔石碑，便赐予了语言学家破解象形文字密码的钥匙。因此，可以说是军事界的当权人物（其事迹足以让史学家与文学家研究几个世纪），帮助我们找到了阅读早期诗歌和史诗的方法。（希腊文学从来都与战争有关，它跟商业的关系反倒没那么紧密。）

象形文字之所以能保持其神秘特性，都是因为埃及人发明了一种更新更简单的文字系统用于日常使用。草书是象形文字的一种简化版，那些图形符号简化成几笔，很快就可勾勒出来。一般在手写时，人们会用草书来写商务信函、行政公文等。当然，它之所以能够存在，还要得益于另一项埃及发明：纸张。不管笔画有多简单，将其刻在黏土上时，无论如何也快不起来。

数百年来，苏美尔人和埃及人一直都在黏土上写字。在一块表面平滑的黏土板上写好字，放在太阳下晒干后便可保持几年；需要修改或改变土板上的文字时，只要把土板打湿就可磨平修改上面的文字。至于那些不被允许修改的记录，土板直接晒干后就是不可变更的永久存档记录。

但是黏土板很重，既不好存贮，也不便携带，这使得它能存贮的信息非常有限。公元前年左右，一名埃及史官发现，可以在纸莎草上（将软化的芦苇编织在一起，捣成浆状然后铺开薄薄的一层等其干燥）写字，在此之前它是埃及盖房子的一种建筑材料。借助笔刷和墨水的帮助，人们可以快速地在纸莎草上写草书。苏美尔人没有制作这种纸介质的原材料，他们用了数百年黏土板。一千五百年后，当摩西（Moses）带着闪族人后代，亚伯拉罕（Abraham）的游牧民族出埃及到达近东的干燥荒原时，上帝将指示刻在石板上，而不是纸上。以色列人不得不特地造了一个盒子来存放这些难以携带的石板。

比较起来，纸张就容易携带得多。信息可以卷起来，掖在衣服或口袋里。尼罗河流域的官僚统治者住得比较分散，南北之间的沟通就需要用这种简便方式来完成；如果一个信使需要背着三四十斤重的黏土板从尼罗河上游走到下游，可想而知会有多么不便。

埃及人非常欢迎这种便捷的新技术。虽然象形文字还会被刻在坟墓的石碑、纪念碑和雕塑上，但像信函、诉状、指示和恐吓就可以写在纸莎草上——遇到水上面的字迹就会模糊，时间一长上面的字迹就会干裂直至化成一团灰。我们可以想见，在美索不达米亚那些被太阳灼烧的城邦中，苏美尔国王济姆里利姆在搬运那些笨重的黏土板时该有多么不便，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纸莎草发明出来后，埃及法老和他们的大臣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悲伤和那些紧急的信息都了无踪迹；他们的史官小心翼翼撰写的那些历史也无处可寻。五千年前，我们不仅有了第一份文字记录，还实现了第一次技术进步。但到后来我们才发现，技术进步不光会造福人类，还会给人类带来危害。

字母演化对照表

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象形文字的线条则一直留存至今。后来出现的一种文字被称为原始西奈山文字，因为它出现在西奈半岛附近地方，其中多半符号都源自埃及的象形文字。腓尼基文字又从原始西奈山文字中借鉴了一些字母。后来希腊人又借鉴了一些腓尼基字母，转换了一下方向后就变成罗马文一直流传下来；因而，虽然埃及人认为他们的神奇符号是永生的一种标志，实际上它和我们已知的任何人类发明并没有什么两样。